中华姓氏网--弘扬姓氏文化，传承先祖精神；寻根联谊互助，激励子孙奋发!赵以炯文魁的地域价值与象征意义

                      ——集体性文化符号自我的确认

        青岩远眺

   历来谈到明清黔中士杰及花溪青岩古镇，多言及贵州省的第一个状元赵以炯，作为贵州文化才俊的典范。然而赵以炯夺状元的地域价值及其符号象征意义乃至与花溪文化圈形成的关系却少有论及。黔省汉文化除播州古韵外，核心代表自是省城贵阳为代表的黔中，其所辖之花溪又是这个核心文化圈的重要代表和灵气之地。而青岩因为赵以炯的出现，遂成为这个圈子中的中心舞台。他以文魁之红顶珠荣了终圆了古代贵州地域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之梦，使黔中文化和士人得到了一种被完全接纳的肯定，即与中原与江南文化身份符号平等的最后确认。这是赵以炯真正的文化人格意义和符号自我的象征所指。赵状元的诞生也预示着贵阳的花溪文化圈的最后形成和繁荣的到来。

     晚清黔省第一个状元赵以炯。案民国《贵州通志》载：

    以炯字仲莹，贵阳人，国澍子。年十八入郡庠，光绪己卯举于乡。丙

戌科成进士，廷试第一，官修撰。戊子，四川乡试副考官。辛卯，提督广西

学政。乙未，会试同考官。庚子，丁母艰回籍，主讲学古书院。服阙入都。

旋告归。丙午八月卒，年五十岁。平生能文工书。贵州之有状元自以炯始。

赵以炯在光绪十二年（1886）廷试获状元，为地处西南偏远的贵州省的第一个状元。这也是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来，历四百七十多年来黔省第一个文士登魁。赵以炯的文化符号意义正在于此。其一生功业实平淡，经历亦简单，是一个勤奋读书，按儒道修生的士人。然其一生最大亮点却在首夺状元。故《通志》但言其“能文工书。贵州之有状元自以炯始”，作为对他一生的总结。“能文”当然主要是文魁所代表的文章成就，其应试时所作的《赋得<报雨早霞生>得生字五言作韵》就获“刻画工巧，藻不妄抒”的好评，其作的《中庸不可能也》一文更是得到极高佳评：“绝不矜才使气而轩豁，呈露题蕴自阐发无遗，知洗练之功深矣。”。《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中对赵以炯对策的评价是：“今读赵状元对策，其博学多识，理密慎思，文笔流畅之处的确不亚于别的状元策。”不过，今天留存以炯的诗文绝少。迄今较完整的文有《毛母杨氏墓表》（2010年发现），全文一千六百余言。其余多为断句残篇。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存留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到，状元在古代科举制度固然是一种非常的荣誉，如宋人尹洙所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但状元及其文的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合乎科举的要求的规范而言。获得状元并不一定就能代表最高的文学成就。时间才是对文学价值的真正考验。如考场上一生蹉跎的蒲松龄却以《聊斋志异》这种不合时宜的“怪、力、乱、神”的游戏笔墨而名留青史。赵以炯的文字存留很少也许和晚清以来文学选本有些关系。清末民元至今，各种诗文集几乎都没有他的文章和诗词。历代选本除了体现编选者的文学评价外，还有保存文学文本的重要价值。不少作家的文本能够留存主要靠一些选本的传世。没有入选的原因当然存在作品散逸等情况，导致辑录的困难。但文本自身价值亦很重要，这是入选的关键。此外，晚清和民国的诗话也几乎没有赵状元的材料。赵以炯作为黔省第一个状元文本存世很少是非常值得继续探究的现象。无论怎样，其诗文的散阙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状元府内的两口井

                                二

赵以炯对于全国范围来说，虽有状元这样一文魁的荣誉，相比东南人文荟萃之地也许影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但对于落后的黔省士子而言，其“状元”符号的价值意义和象征性远远大于其平淡无奇的后半生。虽然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年）贵阳（原籍福泉）的赵维城上京考取一甲第一，不仅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也是整个王朝时代仅有的一名武状元。然在明清重文轻武的时代，武状元并不足以令黔省振奋。毕竟文状元的符号才是一种地域文化得到尊重的标志。

可以说，贵州士人在这顶状元鼎甲折桂中获得了一种集体性的符号自我的认同和自信。这种心态流露在许多黔籍士人中，如赵以炯夺魁后，时在京城任监察御史的贵阳人李端棻即写下了一副楹联祝贺：

    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

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李氏此联最能体现黔省文士的共同的心理，在文魁诞生的过程中获得文化的自信与符号自我的集体肯定。末句“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较有内涵，点出本省士人的一个重要的心愿。盖贵州建省较晚，苗夷众多，汉文化之历史积淀较之东南江浙文物之繁盛自有不小差距。这是黔省多为人轻视，士子为之勤学苦读，郁勃不平之气。康熙朝著名贵阳才子周渔璜在北京考试期间，尝有背诵千钟粟书肆黄历而震惊京师。主考浙江乡试，以浙人讥黔人只能读《千字文》，遂以其中的“起剪颇牧”为题难倒考生。这些逸事虽反映了渔璜之才华，但更有他不甘示弱，为黔省士子树风争气的意味，即在帝都和文化繁荣的江南争取对贵州地域文化的认同。贵州士子在外都有一颗敏感和维护黔省尊严之心，如渔璜在康熙面前夸赞贵州人才遍地，甚至言挑粪种田之人亦有才就是明证。但这种敏感归根结底还是集体性文化身份符号没有得到普遍确认前的一种潜意识的焦虑。尽管明清两代，贵州省已出了700进士和1000举人。但都不能完全消解这种身份的焦虑。 毕竟在科举时代，状元乃是一个地域文化文教水平的最高的符号象征和身份代表。而贵州晚起，黔中一直给人是蛮荒苗疆之地，文物落后之感。赵以炯在清季以状元的文魁身份终于消除了这种因长期的集体性的符号身份未得认同的焦虑心绪。这种焦虑的释放就是地域文化自信的建立。李端棻后为贵阳名胜之一的君子亭重修竣工题还写了一副楹联：

   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波清，君子高风同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

春暖，状元及第正归来。

   这幅对联准确地表达了赵以炯中状元后让黔中士人振奋的心情。案《清秘述闻续》载，光绪十二年丙戌科会试的榜眼邹福保与探花冯煦均是江苏士人。这显示了以苏浙为代表的东南汉文化对贵州文士的一种无形的压力。自晋室南渡，中土文化重心已渐倾于江南水乡，而尤以苏、浙等地为最，所谓人文荟萃之地。“状元”这种符号价值在于可以鼓舞一个西南边远地区奋起直追的文化信心和符号自我的集体性的认同。黎庶昌《赠赵殿撰序》将赵以炯得状元的符号象征意义及其心理影响说得颇为具体全面：

        自顺治甲申迄于今上戊子，凡三百四十五年，举状元者九十八人，东南

大省、县或至数人，而西南边缴之地至乃合数行省旷数百年而不得一与，又 

何其难也！光绪丙戌科，吾黔贵阳赵君仲莹实始以状元及第魁斗天下，中外 

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以引觞称庆，有若荣宠之被其身。夫黔天下之右

脊也，其山川清淑旁魄之气郁积蓄久，而于仲莹发之。

黎氏之言，可注意者两点，一是将黔省中状元之难与东南之易比较。这是一种较复杂的心态。这种心理是弥漫全省文士的，就以赵以炯而言，同样如此，读书不仅仅是中举获得进士，更重要的是在京展示我黔中学人的才气和理想。他在光绪八年（1882）壬科科考进士落榜后，并无丝毫气馁，反而更坚定了其“振奋放眼量"的信心。返回青岩继续苦读时。传其一日在家中楼上自吟：“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看破江南十二州”正是以超越全国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江南为雄心壮志。既见其胸怀之远大，又可一窥黔省学人思与江南齐的志气。黎氏谓“其山川清淑旁魄之气郁积蓄久，而于仲莹发之”，也正是赵以炯个人的目标。

二是以赵氏之夺文魁作为黔地文化山川与才士勃兴的象征，在状元的符号价值后面是从心理上获得与东南文化相较的平等地位。这是贵州省文士集体性的文化符号自我的确认和肯定。从此，缠绕本省的焦虑、自卑、不自信等消失了，黔中文人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教授学府、昌明儒学，默默为贵州的文化耕耘。赵状元后半生的平淡也许正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平静和沉默。                        

状元这个代表文化水平等级的符号鼓舞了黔中文人。后来贵州麻江的夏同和继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状元。以赵以炯一门而言，自其中魁之后，其兄弟连连中举。赵家素以教子有方，代代相传，以炯父国澍是青岩教案的主角。到以炯这一代终于成了青岩赵氏的最大发光点，赵家除赵以炯中状元大魁天下，其余兄弟也名扬故里。从光绪五年到十五年（1879~1889）的十年间，赵家一门四喜，长兄赵以焕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官至江苏丹阳知县，三弟赵以炳与赵以炯同入庠，光绪五年（1879）同榜中举人，赵以炳中得经魁。四弟赵以煃于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与赵以炯同榜中丙戌科进士。赵家一门出了三个进士、一个经魁，并且夺得贵州第一个文魁，这在科举时代实在是极其难得的。《清代贵州名贤象传》载：“一门竟爽，彪炳当世，而炯竟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为贵州前此所未有。”“文魁”二字至今悬于青岩赵府门上，这代表了整个贵州士人的景仰。
                                  三

   赵以炯作为贵州在古代世界第一个状元符号的意义除了集体性符号自我——黔地学人的自我肯定外，还有一种文化价值的标志，即贵阳文化的南移而形成的花溪文化圈的最后落实。花溪风景秀美，地灵人杰，可谓甲于黔中，这种偏移也许从明末就已开始。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黔恰好有一段从贵阳一路向南，途径花仡佬（今花溪）至青崖（今青岩）的一段旅程，他的旅行日记对这段行程，记录颇详，似乎象征了对花溪一带山水灵气的一种亲近感。值得注意的是霞客详细记载了花溪所见的“笔架山”。其云：“已从岭上平行，五里，北望双駢，又三分成笔架形矣”。冥冥之中似有一种缘分，今天“笔架山”的对面恰好就是作为黔中最高学府的贵州大学校址。而相邻的是贵州民族大学。2012年霞客所经之董家堰附近修了孔学堂，遥相对应着贵大和民族大学。徐霞客一路漫游，对大将山附近的风光似情有独钟。在这位著名旅行家的目光注视花溪没有多久，时间就进入了明清易代之际，恰好在大将山附近出现了隐居的吴中番、周奎、是春谷主谢庭薰和著名的康熙朝文士桐野先生周渔璜。吴中番乃崇祯朝举人，少年时随父漫游吴中江浙一带，明亡后迫于吴三桂之逼迫，先后遂隐居真龙山和芦荻（今天河潭附近）写下“芦荻八景”等诗歌。其中《居芦荻》有句云：“耕渔足了半身事，木石才堪百世师。每坐溪头向水笑，遑遑含此欲何之！”沧桑而宁静。“康熙中，贵州纂《通志》，中番再入志局，其叙《大事记》甚合史法”。（民国《贵州通志》）此次重修《通志》中番还请了花溪高坡乡骑龙寨的才子周渔璜加盟。盖整个清代贵阳人周渔璜都可谓是超轶绝尘的。他承先启后，在“贵州向日未闻诗人”（沈德潜语）之时最早知名于当世。其《桐野诗集》存诗篇多精品，艺术价值很高。他是康熙朝中叶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的黔籍诗人。陈廷敬甚至在康熙御前称其为年轻诗人之翘楚。所谓“黔诗魁杰”。（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211页）沈德潜《清诗别裁》选录其诗四首。赞其《避风赤壁登苏公亭放歌》怀古诗“笔锋凌空”。（卷一八）这种在当时的知名度甚至赵以炯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且其流传之逸事丰富多彩，较之少有轶闻的赵以炯形成对比。轶事趣闻的多少是一个人影响面的重要反映。然今天有个现象值得体味。青岩赵公祠和赵以炯故居已然成为古镇文化旅游的中心。状元府修葺一新，门庭若市，千里膜拜之士络绎不绝。文魁高悬，声流花溪。而周渔璜之故乡骑龙，除桐野书屋外，故居破烂不堪，墓地凄凉。到访之人明显少于青岩状元府，知道桐野先生周渔璜的其实不多。这就反证了黔地民众对“状元”文化荣誉的看重。毕竟贵州固然已经出了不少举人和进士，但明清六百多年，却只有三位状元，一位探花，而青岩赵以炯首拔文魁，当然弥足珍贵了。而且他的成功，最终形成了花溪地区，大将山下，以青岩为辐射中心的先进的汉文化圈。据说赵以炯先祖尝曾迁居二次，最后定居青岩，也许是文气之缘吧。花溪这个灵秀人杰之地遂大放异彩，流韵后世，代代不绝。花溪从花仡佬变成今天的学府集中，儒学复兴，风景优美的文化旅游区都是享此福泽。

赵以炯的文魁完成了明清两代黔省学人的一个共同的任务和心愿，即振兴本土的汉文化，使贵州被全国认可，使本土文士增强作汉文化承袭和发展者的雄心。晚清贵州虽出了郑珍和莫友芝二位鸿儒，体现了本地文学之最。然状元作为朝廷科举最高荣誉却代表了一省士子的整体水平，依然为读书之人所推崇。君主专制的官僚社会通过科举制度所建构的集体性的“文化自我”依然是正宗。文魁正是这种“自我”的体现。这也是吴中番、谢庭薰、周奎、姚华（其祖生于花溪）、平刚等几代花溪学人和志士的奋斗目标。

因此，赵以炯问鼎状元具有的地域价值和重要的象征意义绝不可忽视。这第一个状元，不仅仅是科举的顶峰，更是奠定黔中贵阳文化圈的基石，树立起文人学士自信天地的关键。赵以炯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勤奋读书，自信自立，完成黔省学人共同目标的文士。他将贵阳花溪这个天地灵秀之气所聚之地化为充沛的地域文化底气，摘桂冠于京师，戴红珠于帝前。鼓舞乡土同仁，为振兴贵州文化的发展繁荣写下了惊人的一笔。笔者多次游赵公以炯文魁府，吊古之先贤，尝状元井泉，赋有小诗赞之曰：

 古镇清幽处，文魁赵府眠。

  白衣折桂玉，红顶耀黔贤。

 青树蒙尘嚣，老屋静躺泉。

  花溪溪岁岁，绿梦梦年年。

  花溪 灵溪翁  撰于壬辰八月中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