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国卞氏始迁祖卞源的重大发现

    中华卞氏网 2012年7月25日 卞大军


自从去年拜读了卞国文化研究会会长卞元荣先生撰写的文章《韩国纪行:记卞国文化研究会的韩国参访活动》,我就悄悄留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甚至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民国年间历史学家蔡东藩写的《唐史通俗演义》。因为后来我读了元荣先生写的《韩国卞氏一世祖卞源考》,他在文章中写道:“卞源身世如何?余曾委托几位中国史学家查找史料无果,如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武黎嵩告诉余:‘我用二十四史人名通检没有查到卞源’。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口伟教授和夫人卞学诊告诉余:‘遍翻有关唐史的中国古籍,并无有关礼部尚书卞源的记载,也无卞源其人”。看到这,我几乎泄气了,接下来,元荣先生又写道;“余查阅江苏高涥、溧水、盐城、常州,山东菏泽、嘉祥等地卞氏族谱也无果,为什么会如此?”,于是我彻底泄了气。尽管在文章中元荣先生依然找了多种理由进行分析、推测,但最终也只是得出了一个可能性的猜想,即“那么卞源之先祖究竟是谁呢?这是中韩卞氏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余经过研究后认为卞源是东晋尚书令卞壼之裔孙可能性极大”。
我心想:正史既然没有,野史或山海经抑或历史传说这类的就更不可靠谱了,各地的卞氏族谱也没有,这么著名的人物怎么会没有记载呢?于是,我自作聪明、异想天开地想,唯一的途径就是找到一个介于正史和历史传说之间的资料,而蔡东藩写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恰恰符合了上述要求。然而,因为工作十分繁忙的缘故,这本书至今尚未读完,可又不想放弃,已经反复借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其实非为读也,就是希望能在当中发现些什么。
今年韩国卞氏访问团来华,原来的安排是有南京行程的,因为南京是东晋的都城,晋尚书令忠贞公卞壼及其二子卞眕、卞盱就在南京为国捐躯的,祠、墓就在今天南京朝天宫西侧的卞公祠,代有兴筑,屡有褒谥。为了迎接韩国卞氏宗亲的到来,我已经悄悄准备了好几天,就是为了提前做好接待工作,后来听说因为时间原因,只在山东境内访问,心中不免遗憾。元荣会长邀请我去上东参加,恰好我们又计划于4月3日在扬州召开“2012江都卞氏族亲第三次合谱恳谈会”,和去年去韩国访问一样,依然未能成行。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作为扬州卞氏家族文化传承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很是欣慰。会后,一些得知信息的宗亲,纷纷与我电话或邮件联系,有向我提供哪里有还未联系上的卞氏宗支的信息,有向我咨询情况的,也有让我帮忙查询先祖并通过世系表确认了的,总之反响很好。
最近读了元荣先生的新作《韩国卞氏代表团赴鲁寻根祭祖纪实》,原来发给我的初稿是这样写的:“据考证,卞壼还是天下广大卞氏的共同先祖。这次韩国卞氏代表团来山东最重要目的是祭祀卞壼公,他们之始迁祖卞源在1300年前被唐玄宗派去韩国,据中韩双方考证分析,卞源极有可能是壼公之后,所以他们来此祭祀壼公绝非偶然”。
后来看到对外发表时又作了较大的修改,盖因元荣先生是治学严谨之人,加之历史考证又是个异常严肃的事,容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半点臆想。修改后的文字就变成了:“据考证,卞壸是盐城、连云港、胜西、邳州、江都卞氏的共同先祖。这次韩国卞氏代表团来山东最重要目的是祭祀卞壸公,他们之始迁祖卞源在1300年前被唐玄宗派去韩国,据中韩双方考证分析,卞源极有可能是壸公之后,不知高淳卞氏家谱是否能有记载?所以他们来此祭祀壸公决非偶然。”
看到这里,我想每一个卞氏族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是啊,换做谁都会有感触啊,谁不希望把“可能”两个字拿掉呢?可既是考证,要凭证据啊,而且是明明白白的,决不能牵强附会,更不能是猜测。
正因为元荣先生在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推敲的修改中添加了一句话“不知高淳卞氏家谱是否能有记载”,一觉惊醒梦中人,冥冥之中似有天定。

 

 

元荣先生是见过《高淳卞氏宗谱》的,说是足足有两大箱,内容之丰富翔实可想而知。光绪廿五年(1899)修订的《江都卞氏族谱》上多次谈到各地的卞氏宗谱,其中就包括高淳汝南谱、阳湖胜西谱、江阴陶城谱、丹徒谱、毘陵(今江苏常州武进,也称毗陵)谱等,在第十一卷《同宗纪略目录》还专门介绍了浙江“嘉兴谱序”、浙江“嘉善世表”、江苏“淮阴宗系”、河南“淮庆宗系”、辽宁“盖州宗系”、贵州“仁怀宗系”、润东宗系等。
2009年江都卞氏族人着手准备续修“忠贞堂”《江都卞氏族谱》,为了搞清楚《高淳卞氏宗谱》与《江都卞氏族谱》之间的脉络、世系传承关系,2011年10月份,在溧水卞氏宗亲的牵线下,赶在高淳卞氏宗亲的老人集体聚会时,我邀请了南京大学武黎嵩博士一起赶赴高淳,然而一无所获、失望而回。后来溧水卞氏宗亲借给我一本影印的“敦伦堂”的《高淳卞氏宗谱》,这是溧水宗亲为修订《溧水卞氏家谱(光裕堂)》而从高淳宗亲那儿复印的,之所以称“光裕堂”,不是取“光前裕后”的意思,而是忠贞公卞壼的曾祖父卞耀,字光裕,此见《江都卞氏族谱》,故谱牒间可以相互印证。我将“敦伦堂”的《高淳卞氏宗谱》与《丹徒谱》、《苏州卞氏宗谱》、《建湖卞氏宗谱》等谱牒的世系进行了比对,发现从壼公之后就已经紊乱了。
“忠贞堂”《江都卞氏族谱》在修订时从《光河京邸札记》(光河是系晚清闽浙总督卞宝第的父亲、1823年道光癸未科进士仪征卞士云的字)摘录了归安同宗卞斌(字叔均,号雅堂,清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庆进士)写给卞士云的书信《归安同宗雅堂斌寄士云书》,主要是应卞士云的要求,对新修的《江都卞氏族谱》世系考证等事宜提出意见和建议,卞斌在信中谈到,对于旧谱与史书明文记载不符的,“决应删去其诬,愚又思之,数百年相传旧谱一旦,而世辈易显爵,删自非通人,谁肯从之,且又以为,今日改之是以前人为非也,不知前人作书有不知后人之精者。”从上面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江都卞氏族谱》在修订时是比较严谨的,体现了还原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
家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与国家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地方志(如《金陵志》、《江南江宁府志》、《扬州府志》等)并称为三大史料来源之一,这是历史学界一致公认的。由于历史上战争、移民迁徙、改朝换代等诸多原因,公开资料中很多历史人物的个人信息常常缺失,特别是一些详细信息,比如世系行第、配偶子女、生卒时辰等情况,而这恰恰会在家谱中予以记载,这是家谱无与伦比的最大优势。
《江都卞氏族谱》在“考订本始图”中,以卞壼为第一世,顺序往下排列,列出了名、字、官职(履历)、配偶、子、派系等信息,并且出现了很多注解。在述及第一世忠贞公时,在“忠贞公,讳壼,字望之,世居山东济阴冤句”之后加了注解“归安裔孙卞斌按:济阴当作济阳,隋大业三年始改晋济阳为济阴郡,谱史成于隋后,故皆称济阴,惟晋书地理志作济阳,可据谱而均当改正”,本条注解还有“见高淳谱并本”,“具见本传”,“互见高淳、阳湖谱”,“见晋书成帝纪”。可见当时考证之严谨。在述及第二世时,加了注解“以下皆据高淳汝南谱”(直至第二十一世出现“以上皆据高淳汝南谱并参丹徒谱”)。述及第二世卞耽,“耽,官尚书郎,配赵氏,子镛,孝武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时论荣之”,此处加了注解“并见高淳谱”。经查《晋书》卷 79 《谢安传》,载有“宁康初,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与家谱记载完全吻合。述及第七世卞栋,“栋,字(缺),官至太子洗马”,此处加注“据高淳汝南谱与旧谱、丹徒谱、阳湖谱迥异”。由此可见,忠贞堂江都卞氏族人在修谱时参阅了大量资料,而且也发现了各地卞氏谱牒之间存在的差异。从第九世卞焕“焕,字文茂,隋大业间拜中丞,配岳氏,子显”之后,陆续出现了隋朝和唐朝的年号,元荣先生在《韩国卞氏一世祖卞源考》写道:“卞壸后代在唐朝为官者很多,各宗支家谱皆有记载”这是与史实相符的,元荣先生还以盐城“忠贞堂”《卞氏宗谱》记载的为例进行了举证,即盐城“贞堂”《卞氏宗谱》记载的,十二世卞焕仕唐为中丞,十三世卞鸾仕唐户部员外,十四世卞英仕唐历任三朝拜官阙,十五世卞禹仕唐为常侍,十六世卞符任礼部尚书等等。其实,这时距离庐山真面目只隔“一层纸”了,可是偏偏一步之遥,却比登天还难。最终,元荣先生没有找到韩国卞氏始祖卞源的确凿证据,在文章中说道:“据韩国卞氏家谱记载,卞源‘唐天宝中为礼部尚书‘(公元742至756年为唐玄宗天宝年间),其身世可能因安禄山造反或唐后五代十国战乱原因而入失考之列,成为千古遗憾。”
再看《江都卞氏族谱》记载的,与盐城“忠贞堂”《卞氏宗谱》的记载迥异,对比之下,《江都卞氏族谱》考证更为严谨,内容更为详实。然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有了惊天大发现。
《江都卞氏族谱》中的第十世列了四个人,其中,“鸾,字鸣和,唐贞观间官户部员外”;第十一世共列了六个人,先后为:“芳,字廷瑞,唐咸亨间五经博士,配李氏,子铨;萱,字廷栋,仕唐历任三朝,中宗复位功拜(缺官),配王氏;莠,字明仁,号国柱,为王府仪宾,赘公主李氏;英,字承祖,号公杰,仕唐历任三朝,开元间拜(缺官),配岳氏,子禹;浩,字廷茂,配王氏,江陵派;源,字廷清。”后面就是第十二世了。
看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怔,恰恰就是“源 字廷清”四个字,就是我们海内外卞氏魂牵梦绕、苦苦寻找的啊!有了这一发现,再回过头看,无论是世系中所列的时间,隋大业(605~618)、,唐贞观(627~649)、唐咸亨(670~674)、唐开元( 713~741),还是因为去了韩国杳无音讯而致族谱没有更多的信息,等等,惊人的吻合,这些,元荣先生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
最终的结论:韩国卞氏始祖卞源就是忠贞公卞壼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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