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氏名人文化*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叶适

    中华叶氏网 2008年12月15日 叶氏儿女


叶适(1150~1223) 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正则,号水心。瑞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名(榜眼)。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南宋大臣韩侂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金兵退,他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后因依附韩侂胄被弹劾夺职。卒谥忠定。
  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记言》),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
  16岁时,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适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适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适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
  这一年叶适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适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
  淳熙四年(1177),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适踏入仕途。
  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适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适等,叶适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适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适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适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适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适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适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适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
  庆元元年(1195)叶适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适在其中。
  嘉泰元年(1201),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适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适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适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适的声望。但如叶适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适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适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
  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适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适,“罪名”是叶适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适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适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年版)。叶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
  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
  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①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著有《水心先生文集》29卷,《别集》16卷,有《永嘉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1961年中华书局将《文集》、《别集》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又有《习学记言》50卷,辑录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有《四库全书》本,《习学记言序目》50卷,有敬乡楼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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