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统一岭南以前，包括今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大部及福建南部在内的岭南地区，散居着众多越族部落，因此被称为“百越之地”。由于交通闭塞，山高路险，生产力水平很低，各部落之间“好相攻击”（《汉书·高帝纪下》），就是经常相互残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越人“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断发纹身”，“披草莽而邑”，过着类似现代非洲中部土著人的原始的生活。
　　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虽然在岭南各省和香港地区发现过大批60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但是到了3500多年前，中原的商代青铜文化已经相当发达，而岭南地区仍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石器世代，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大型青铜礼器和城垣、文字，在岭南地区很少发现。
　　至秦王嬴政继位时，秦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强者，为其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王政在迅速平定嫪毐之乱，清除吕不韦势力，亲掌实权之后，“续六世之余烈”，变蚕食而为吞并，重用尉缭和李斯，加紧策划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实现了统一六国的战略目标。

　　秦始皇死后，太监赵高和丞相李斯密不发丧，假借秦始皇的名义发布密诏，杀害了在北部边界监军的公子扶苏、害死抗击匈奴的大将蒙恬，拥立胡亥即位当上皇帝，史称秦二世。赵高专权，国内矛盾激化。公元前209年，爆发了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随之，各地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六国贵族纷纷复辟。中原战火四起，民不聊生。面对这种纷乱局面，年迈的南海郡尉任嚣病情严重，自知无力控制局面，于是把龙川令赵佗召唤到身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
　　他认为，南海僻远，唯恐中原的战火蔓延。所以。“我想兴兵隔绝各处关隘道路，固边自守。等待诸侯纷争的结果。而且南海郡的首府番禺（今广州）负山险，阻南海，控制东西数千里，再加上有大批中原移民的辅助，必定能控制岭南一方的安全。足可以立国，成为一方诸侯。可是，我体弱病重，郡中其他官吏又没有可以托付之人。所以不得不召公告之。”
　　于是，任嚣“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就是授予赵佗授权的官文，令其主持南海郡的军政要务。按照任嚣的计划，断绝官道隘口，固守岭南。
　　任嚣病逝后，赵佗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按照任嚣的嘱托，令各关隘在“盗兵且至“时，“急绝道，聚兵自守。”
　　秦灭亡后，楚汉相争，战乱连年。在中原没有建立统一中央王朝的情况下，赵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诛杀了秦朝所置的部分官吏，委任亲信出任郡县官吏，然后，出兵攻占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一举统一了岭南地区，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赵佗统一岭南的这一举措，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不仅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而且及时消除了民族分裂和地区分裂的隐患，同时有效地防止了中原战争对岭南的袭扰，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国家动乱之时采取的英明抉择，是与分裂国家的某些少数民族野心家具有本质的区别。
　　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在南越实行“和揖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所有中原官兵和移民要尊重越人。他还自称“蛮夷大长老”，身穿越人服装，结发头顶，一副越人的装束。他不仅起用了一批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拜相将兵，而且大力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带头让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开创了中原人与岭南百越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从根本上克服了民族分裂、民族仇视的隐患。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统一史上，赵佗不仅是秦朝以来第一个成功地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稳定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而且也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政策的先驱。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用了7年的时间剿灭各地的割据势力，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汉高祖十年（前197），刘邦亲帅大军到赵佗的故乡东垣（今石家庄市东古城）平灭了阳夏侯陈豨部将赵利的叛军，攻克东垣后，改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这场战争的胜利，基本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也使刘邦想到了控制岭南广大地区的南越王赵佗。
　　为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刘邦委派大夫陆贾携带诏书南下番禺，奉劝赵佗归顺汉朝，封赵佗为南越王。汉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地区的功劳，赞扬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 《汉书·高帝纪下》）都是仰仗赵佗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