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1923年夏天, 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而曹声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已是恨不相逢未嫁娶之时了。于是,曹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并很快办妥了离婚手续,在这种情 况下,胡适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 女,她为此事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当时的胡适已是很有名气的了,名气与爱情两者不可兼得。他的恋爱,只有几个至亲好友知道,流传不广。如果事情一闹大,全国皆知,胡适的“圣人”的称号就完结了。最终胡适还是舍爱求 名。这样一来,曹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但她仍在情场失意的情况下发愤读书,后留学美 国。胡适与曹声恋爱期间,常凭鱼雁传情。胡适还为曹作了首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 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记得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 文的同学,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露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 ------ 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 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 “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十五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 ------ 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恰当地反映,所谓研究,就是细心琢磨问题的中心所在,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白话文较文言文是更可省字的。 经胡先生这一精辟阐述和热情的鼓励,那些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同学,连笔者在内都受到了启迪和教育。
胡适一生得过35个博士学位,照说智慧一流,可是他初到美国留学时,却被三多个苹果难倒,因而改行。 胡适一生以文学、哲学闻名于世,怎么和苹果问题扯上了关系呢?原来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最先是进入纽约州康乃尔大学的农学系。 胡适在康乃尔农学院必须实习各项农事,包括洗马、套车、驾车等,还要下玉米田。胡适对这些还都有兴趣,也可应付,可是到了苹果分类时,胡适却十分头大。 三十多种苹果,对美国农家出身的学生来说,二三十分钟就可分门别类,弄得一清二楚;胡适花上两个半小时,却只能分辨出20钟,真正十分头大。 胡适是在宣统二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因胡适家道中落,美国的农学院可以免学 费,故学农以节省学费接济家庭,既被苹果难倒,自知不是学农的料子,便转学历史、文学,后日方得成名,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袁同礼考证过胡适的学位, 胡适共得博士学位32个,但胡适自称他有35个。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 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 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 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 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 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 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 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 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 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 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 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 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 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 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 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 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 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 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 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 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 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 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 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 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 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 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 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 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 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 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 不多赘。 此颂 教安